中南亚洲女性酷刑史_B43 首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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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B43 (第1/4页)

    东西走向的歌公岭山脉在三国交界的地方急剧地转往南方。它和另外的三道山脉,还有两条大江一起,形成了一个近90度的巨大的折角。我们在1955年9月的时候到达了歌公山脉的主峰,黑熊山的山腰。那里既没有路也没有人。

    气温很低,应该已经是在零度以下了。

    我紧紧搂抱住那个外国女人的身体,把她赤裸的背脊压在我的胸脯上。我的手环绕着她的肚子,她的肚子也同样是赤裸的。我摸索着她肚腹的皮肤表面上,凹凸不平,翻卷扭曲的疤痕,而她皮肤以下包裹着的腹部肌rou,轮廓分明,结实坚韧。

    我们侧躺在地下,篝火在我们前边燃烧得通红透亮。在寒冷的天气中露营是一种让人分裂的奇怪体验。我们朝向火堆的那一面身体很快就变得燥热难忍,可是另外的半边却仍然冷若冰霜。我穿着军用棉袄和棉裤,寒气还是像水一样从后背渗透进来,慢慢地淹没掉人的整个身体。在那时我也已经叫她虹姐了,我抱紧虹姐是为了遮掩住她赤裸的背脊,也是为了让我们两个人都能更暖和一些。

    两国间的国境协定签署以后,我们开始和对方联合勘定边界。中方勘界工作队北方组的指挥部设在獐子镇。但是我们需要到达的最北点是在距离獐子几百公里外的山脉最高处。为了赶在当年完成勘界,我们整个秋季都在野外工作。那时的歌公岭山顶已经开始断续地飘落雪花了。

    最后这一次我们要确定的界标是两国边境的终点,再往西北方向就是印度。

    我们北方组上来了六个人,军区派了一个班全副武装的战士负责保卫。我们带了帐篷,可是有一顶帐篷被风刮跑了。我自己抢着要睡露天,男人们拿我没办法。

    从内地大学报名参加边疆工作以后,我被分配到云南民族工委,那一年国务院安排了确定少数民族划分的工作,开始的几个月中我一直在民调队里做边境地区的民族调查。勘界行动开始以后,我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借调到勘界指挥部。

    这里随队上山的女性很少,我却是其中之一。到那时我在云南边境只待了半年时间,不过因为跟边民吃住都在一起,我能跟他们说些简单的对话。五十年代是个年轻的时代,而且到处都缺人,虽然我还是个二十三岁的女孩,已经被当成处理民族事务的专家了。

    我第一次见到虹是在两个月前。他们村的马帮在獐子等货。夏天天气干燥炎热,他们人和马都露宿在镇子外边。50年代云南的边境地区还没有开始社会主义改造,边境两边的经济关系仍然保持着解放前的样子,彼此常有马帮来往。境外的楠族和我们这边的边民原来同属一个民族,只是被国界分到了两边。他们语言相通,也存在着很多因为迁居,或者婚姻形成的亲友关系。

    那天我去找獐子的傈僳头人,正好就是要请他帮助解决勘界队物资运输的事。

    太阳很大,我一直低着头,突然抬脸就看到虹已经站在我的对面。

    当地一些民族的妇女并不穿上衣,所以那倒不是很大问题,问题是她身上的伤痕和她的铁链。我再注意打量她的时候才知道她也没穿下装,除了不到十一二岁的小女孩,这在当地就很少见到了。

    以后回忆这件事的时候,我觉得一开始给我强烈刺激的,也许还是我见到她脖子上挂着的铜铃铛。在边疆的大半年中我见到了许多贫穷,苦难,愚昧的生活境遇,我见到实实在在的阶级压迫和剥削。我们相信那正是需要以我们的热情工作去改变的,我们信仰的理想最终将实现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偏远的角落。而工作队的女同志首先不能忍受的,却是当地严重的重男轻女风俗。所有的农活和家务都是由妇女承担,男人们整天无所事事的闲逛,抽鸦片,喝酒,在喝醉了以后痛打妻子。在一开始,我想到的可能只是男人跟女人之间的问题。哪有这幺侮辱女人的,我想。血涌在脸上,我的脸肯定涨得通红。

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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