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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线。不久前那场抓捕内jianian的丑闻过去之后，伦敦站站长尼基塔·尼古拉耶维奇·里耶夫名义上仍然指挥着这艘深入敌方水域的小船，但实际掌舵的人已经换成了彼得，所有人都明白，所有人都同时假装不明白。

尼基塔·里耶夫亲自在使馆迎接彼得，甚至办了一个小小的酒会，有伏特加和抹在咸饼干上的鱼子酱。不过对彼得来说，真正的庆祝活动是十五天之后才来的。军情六处在湾水街为他安排了另一间安全屋，藏在一排普通住宅里，通过楼梯和一家小小的咖啡馆相连接。彼得现在掌握着情报站外勤的排班表，能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创造安全的空档。路线和指示藏在一个皱巴巴的糖果纸袋里，纸袋提前十二小时丢进某个有特定标记花圃里，彼得在回家路上假装捡钥匙，拿走了小纸袋，按指示找到了咖啡馆和楼上毫不起眼的小公寓。布兰登肯定一直在窗边看着，因为彼得还没来得及按铃，他就打开了门，把苏联朋友接进去。情报官和线人这次的拥抱带着真正的热情，两人都笑着，互相拍对方的后背。

在场的还有军情六处苏联办公室的两位成员，一位是负责设计暗号和保障通讯的分析员理查·米尔顿，从马赛开始就跟进“信风”，因为不善言辞，每次和彼得眼神相交就紧张地捏自己的手。另一位是布兰登的上司，卡罗琳·罗克韦尔，这位女士给彼得的感觉就像换了一个性别的科里亚叔叔，犹如一只瘦削的、戴着眼镜的谷仓猫头鹰，散发着一种奇妙的、介乎于军官和博物馆长之间的威严。彼得一直都知道这两个人的存在，这就是为什么布兰登说话总是倾向于用“我们”而不是单数的“我”，但这是四个人首次在同一个地方出现。罗克韦尔和彼得握了手，给他看今天特意带来的两份礼物，第一份是军情六处赠与彼得的勋章，第二份是封手写的短笺，来自彼得本该在巴黎杀死的那个未具名的目标，感谢彼得为“和平”作出的努力。这两份礼物当然都不能带走，罗克韦尔给彼得一分钟看完那封短短的信，收回来，当场烧掉了。

直到这时候，彼得才第一次从布兰登口中听到了事情的全貌。那个差点酿成灾难的前军情六处雇员，反间司给他的代号是“海藻”，不为什么，随机分配的。“海藻”四十三岁，到今年三月份就为军情六处服务二十年了，不出色，但也不出错。有酗酒的习惯，但这没有引起注意，要是嗜好酒精构成问题，那军情六处负责对外情报的一半人都要被开除。赌博的习惯是他二十多岁时就有的。“海藻”从未结婚，但有一个若即若离的意大利情人。

“是情人的问题吗？”彼得问。

也不完全是。“海藻”和他的意大利甜心去了一趟索伦托，也就是情/妇的家乡，从反间司取得的账单看来，他们在一家海滨旅馆住了五晚，然后买了从索伦托去罗马的火车票，再从罗马返回伦敦。没有人知道“海藻”在意大利干了什么，他回来之后典当了外祖母留下的一条项链，接着又零零碎碎卖掉了好些父母留下的家具、初版书和珠宝。布兰登的推论是，“海藻”在意大利赌输了一大笔钱，急着偿还，在卖掉了自己能卖的东西之后，就打起了情报的主意，克格勃出了名付钱爽快。克格勃伦敦站站长的住处随时都有人监视，“海藻”留了个心眼，趁监视人员交班的时候去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