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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”

彼得没再说话，也没有挪动，在昏暗的光线里，他就像铸在长椅上的黑铁雕像。从山那边悄然滚落的乌云已经吞噬了太阳，雪即将落下。列车员躲到开着暖气的办公室去了，锁上门，掀起小窗上的布帘，打量月台上孤零零的旅客，完全忘了办公室里的灯光是会把自己的影子投到布帘上的。不过长椅上的人似乎没发现，头靠在身后的柱子上，交抱手臂，闭着眼睛。他等的可不是火车，这是列车员唯一能确定的事。

办公室的收音机没开，因此他们谁都没有听见659公里之外一堵墙倒下的声音。这是1989年11月9日，愤怒的锤子击碎砖块，机枪沉默了，歌声响起，狂喜的人群爬上柏林墙，俯身把其他人也拉上来，所有人都笑着，也在哭泣，他们背后就是被灯光照亮的勃兰登堡门。所有镜头都对准了这一刻：一个新世界降生，彼得的旧世界敲响丧钟。

雪终于落下来了。

——

彼得对雪最早的记忆只到1955年。那一年他三岁。非常巧合地，这记忆刚好也和火车汽笛有关。父亲抱着他，大衣的毛皮领子沾着雪粉，散发出旧木头和石灰的气味，父亲并不抽烟。男孩把脸埋进皮毛里，但父亲不让他这么做，“让所有人都看见你的脸。”这个克格勃上尉命令道，戴着皮手套的手拍了拍儿子的背，就像拍打一只不太聪明的小狗。

火车靠站了，车头热气腾腾，把连绵不断的雪粉烤成细雨，蒸汽弥漫。父子二人还站在月台上，等人把棺材搬到专门清空的一节车厢里。母亲是前天夜里去世的，严重的肺炎并发症，她不想在莫斯科下葬，所以父亲把葬礼搬到她的家乡，离奥涅加湖不远的一个小镇，因为靠近俄罗斯-芬兰边境，从莫斯科去那里必须先取得许可证，最坏情况是耽搁一周以上，幸而父亲在第二总局的朋友帮他摆平了这件事。

“奥尔洛夫上尉。”一个穿着克格勃制服的人说，右手碰了碰帽檐。这些人长得都差不多，彼得分不清他们。在小男孩睡意朦胧的眼中，他们只有灰色的轮廓，没有脸，没有其他可供辨认的特征。父亲点点头，抱着彼得走进车厢，男孩如愿把下巴和鼻尖都藏进毛皮领子里，深吸了一口气。

里面比月台暖得多。父亲弯腰把彼得安置在座位上，叮嘱说“坐好，菲利克。”

第一个谜团解开了，他的真名。在他成为“彼得”和其他别的什么之前，这个男孩首先是菲利克·奥尔洛夫，名字是母亲挑的，因为他是个爱笑的婴儿，有着柔软的蓝色眼睛。父亲多少觉得这个名字不够雄壮，但并没有抗议到底。

上尉又出去了，继续和那些灰色影子说话。汽笛拉响，声音吓了男孩一跳。车厢里没有别人，灯光把木桌板和风光不再的镶板照得通亮。他在座位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踩着深绿色的软垫，双手扶着车窗往外看，呼吸在冰冷的玻璃上凝成雾气，化开了站台上的灯光，铁轨、砖块和水泥被简化成大团的色斑，黑，棕，深红，暗淡的土黄，一闪而过的、不锈钢的银白。

汽笛又响起来了，一种忧愁的哀鸣，仿佛隆冬深夜里原野上无处可去的野兽。父亲到车厢里来了，门砰地关上。一股奇妙的引力拉扯着菲利克，就像他的内脏打算集体出逃。过了好一会他才意识到车开了，惯性消失了，他重重地撞在座位上，坐了下来，舔了舔唇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