律师本色 第194节 (第1/4页)

    “为啥？”邹达良追问道。

    “嗯……这里面涉及一些理论问题，我尽量用大白话给您解释哈。

    从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区分来看，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观点认为：两个罪名的区别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自己的财产。

    说的直白点，诈骗罪是以一定的欺诈手段对被害人进行洗脑，被害人受骗后自愿将财物交给骗子，即诈骗罪是被害人自愿将财物交给行为人占有、支配的犯罪；盗窃罪则是违反被害人意志，窃取财物的犯罪。

    我个人认为，诈骗罪主要以欺骗的手段骗取财物，重点在骗上；盗窃罪通常以秘密手段窃取财物，重点在窃取上。

    我给您打个比方，比如您在大街上遇到有人求助借用您手机打电话，您会怎么办？”方轶问道。

    “打个电话花不了几个钱，用呗。”邹达良道。

    “您会不会盯着他，会不会担心他把您手机拿走？”方轶追问道。

    “嗯……肯定会。我又不认识他。”邹达良犹豫了下道。

    “这就对啦，因为你们之间缺乏信任。

    所以在正常的借用手机过程中，如果手机的出借方与借用方之间不存在信任关系，出借方出借手机后肯定会在一旁密切关注着手机的使用情况，以便及时收回手机。

    如果借用人借着打电话之际，趁被害人不备，拿着手机偷偷溜走，离开现场，从而非法占有手机。那么借用人的行为就可能构成盗窃罪。

    您儿子邹光的案情与上述情况不同。

    邹光冒充帮助警察办案的工作人员，从而获得未成年人的信任，从未成年人手里骗得手机，然后又以种种理由使未成年人陷入错误认识，同意他带着手机离开现场，并在原地等待他回来返还手机。

    从案件的整个过程来看，邹光获取被害人（未成年人）手机的主要方式是骗取而不是窃取，所以邹光的行为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。

    刑法上的占有与日常占有的概念不太一样。比如，邹光在借得手机后，将手机带离现场，被害人如果不加阻止，则应当认为手机的占有、支配关系已发生变化，被害人实际已因受骗而对财物做出错误处分。

    就您儿子的案子而言，被害人将手机交给您儿子邹光，只是手机的交付行为，您儿子邹光将手机带离现场，被害人未采取有效的措施阻拦，此时才发生财物的处分行为。

    本案是因邹光的欺骗行为，导致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，进而导致手机被拿走，从头到尾被害人都是在场的，被害人始终认为邹光会回来返还手机，所以本案更符合诈骗罪的本质特征。您明白了吧！”方轶解释道。

    “哦，虽然我不是太懂，但是我明白您说的大概意思，一个是骗人，一个是偷呗。就跟当年我们村里的李大屁股忽悠我们拿钱入股，投资办厂，然后卷钱跑路差不多吧。是这意思吧？”邹达良反问道。

    “对，就是这意思。”方轶道。

    “那……方律师，盗窃罪和诈骗罪那个罪更重？”邹达良最关心的是那个罪名对儿子邹光更有利。

    “我这么给您解释吧，根据《刑法》规定：

    盗窃公私财物，数额较大的，或者多次盗窃、入户盗窃、携带凶器盗窃、扒窃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；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；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

    诈骗公私财物，数额较大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