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当复来归 (第4/10页)



    两个人上来把他的两只手硬是掰开了，那半块围巾被重新扔进了火堆里。

    “别烧了……”他眼睁睁看着火舌重新吞噬了这剩下的小半块破布——一股钻心的疼从他的脊椎爬上来——他愣愣地重复：“求你们……别烧了……我就剩这些东西了……”

    没人理他。不过多久，这条灰色的旧围巾那就同那些残破的纸张一道，半数化为灰烬了。

    中联部的大院，与墙上的那些大字报一起，被冲天的火光染成一片血红。云层下遮掩着半轮无瑕的月亮，它正以冷峻的目光俯瞰这一切——不过是又一次，人与人之间的杀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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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牛棚”不到两米高的吊顶上，挂着一个枯黄、昏暗，被苍蝇围绕着扑闪的电灯泡——这就是这间不到十尺见方的小屋子里唯一的光源。

    这里需要照明的事物也实在不多：一张四条腿不一样长的旧木桌、一条脏得生霉的硬板床、还有一个供犯人解决大小便的尿壶，就这些。如果不考虑其中还住着一个活生生的人，这点光大概是足够用的；但如果考虑到一个人要顶着这样的光线生活、写作、思考，那这点亮堂未免也太过吝啬。不过，既然是“牛棚”，那么被关进来的，也就不再是人民群众，而是牛鬼蛇神，可以理所应当地受非人的对待——因此，有那么一点微弱的光，或许已经是一种仁慈了。

    伍秀泉在这样一个黑恫恫的“牛棚”里，已经差不多关了一年。现在，他正顶着这一点光，望着桌上的那一沓厚厚的稿纸发呆：这是给他“交代问题”用的，而由于这位共和国军人的“冥顽不灵”，许多天过去了，纸上仍然是一片空白。

    问题？他有什么问题？他建国前就亡去的父、兄，不过是在清人那里谋了份抄写文书的差使，怎么就成了“满清余孽的代理人”？他自己又怎么成了“封建势力的狗崽子”？难道就因为他在南斯拉夫当了几年大使，他就是“里通外国的潘震黑帮分子”了吗？“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”这个名头又是从哪儿来的？这些事，他怎么都理不清楚——可他也睡不着。因为，只要伍秀泉一躺下，一合眼，批斗大会的广播和口号，就似乎又会在耳边响起：

    “……一小撮地富反坏右是不甘心灭亡的！他们总是要施展各种卑劣手段，进行煽动，制造分裂，煽阴风，点鬼火，破坏革命的大联合，妄图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！”体育场上，最大的扩音喇叭字正腔圆地重复着同样的话。

    “咱们要以毛主席思想为强大武器，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在各方面的修正主义流毒！”而主席台上的人则在带头喊，“——打倒里通外国的修正主义分子伍秀泉！”

    “打倒中联部头号反动走资派伍秀泉！”另一个领头人喊得比他更为大声。

    “打倒中联部头号反动走资派伍秀泉！”台底下的人开始跟着大喊。

    那实在是种会令任何人都毛骨悚然的巨大声响：一旦他们开口，环形体育馆中的几万个人就会同时、整齐地重复着一模一样的口号，制造出一种几乎要将整个天穹都掀翻的，超自然的声浪。任何人，哪怕只有一次——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，就不会再惊讶于受害者们的沉默了。

    那一天，这个曾为共和国出生入死的军人有生以来第一次，被人毫无尊严地反扭着双臂、戴着高帽，在环形体育馆正中央向数万个人下跪。而在他旁边一同跪着的则是傅涟漳，一位善良且医术高明的医生。

    “伍秀泉，”领头的红卫兵把一块黑牌挂到了他的脖子上：“你这个混进革命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！”

    那写着他名字的黑牌子很沉，没有多久挂绳就已经在他脖子上勒出了血痕，他的脸也因透不过气而涨得通红。

    “对，我揭发他，”主席台第一排的一个红小兵大吼道：“他写大字报，鼓吹苏修、南修，和刘修的‘三和一少’，给修正主义头子们贴玉镶金，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林副主席！”

    “还有——上次的批判大会，他带头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汪家详、傅涟漳，兔死狐悲、物伤其类！”

    “对！包庇这个卫生部头号三反分子，天主教会间谍！”

    批斗大会就像变戏法：从一个硕大无朋的黑箱子里随意地拿出两个彩色的号码球，将它们组合，就成了一项前所未闻，但十恶不赦的新罪名。

    伍秀泉什么也听不进去。他的头很晕，长征时埋下的病根时常发作——这偶尔给他带来幻觉：底下山呼海啸的人声让他想起，很多年前有一个五月节，他也是这样被苏联人团团围住的。后面发生什么事了？他努力回想，然而正午的烈阳灼烧着皮肤，涌出的汗水沿着绳索泡着伤口，一同刺痒地侵蚀着记忆——他不记得